澳门威尼克斯人网站看电视剧阮青：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不需要“像谁”上海市政协、经济和金融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曾任市委研究室副主任、市决策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市物价局局长、市发展改革研究院院长、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上观新闻：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迈上全面提升能级的重要阶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如何理解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速度和步伐？

　　阮青：记得2020年，我具体牵头上海“十四五”规划纲要制定工作。当时，我们组成了专业化高水平的团队，对深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专题研究。有的专家提出，既然2020年“五个中心”基本建成了，下一步是不是要有更远的视角，对标纽约、伦敦打造“全球金融中心”？

　　我们认真思考研究后认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之路既阻且长，要补的东西还有很多，而且变数很大。“全球金融中心”是不是提得太激进了一点，要求是不是太高了一点？再看2020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虽然纽约、伦敦之后就是上海，新加坡、香港排名一度被上海超越，但其实，这个指数中的城市排名易受各种短期因素影响，且有受访者主观感受原因，呈现不断波动状态。上海从过去的20多位上升到现在的位置，已经很不容易了。

　　另外，对标芝加哥、香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市场深度、产品开发上还是有差距的。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品种达1.8万种，芝加哥商品期货交易所期货品种数量达180余种，而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国际化期货品种还是个位数。我们的金融市场规模上升快，但市场的功能、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金融监管方式和信用制度体系建设等还有待扩展，金融市场的国际认可度、话语权提升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基于这些因素，我们考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调门”还是不能起得太高。在坚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下稳扎稳打，持续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既不能滞后，也不能冒进，而是要与时俱进，致力于服务现代化强国建设。毕竟，水涨才能船高，行稳方能致远。

　　这样的考虑是有充分依据的。我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感觉一系列要求和部署都切中实际，可谓分量重、措施实、成色足。特别是，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强调“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确保更多的金融资源有效流向和配置在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尤其是实体经济。

　　上观新闻：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有过一句名言：“最大的危险不是动荡本身，而是仍然用过去的逻辑做事。”新形势下，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有何新逻辑？

　　阮青：我理解，国家金融治理的逻辑在变，强调向实、治乱、强监管、防风险。我们应当坚持科学思变、主动求变，置身事内，努力成为深化改革的促进派和实干家，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举个例子，有专家指出，任何金融合约都是一种跨期的承诺。由于合约的不完备性，都需要某种抵押品。任何金融合约都可以看成承诺和抵押品的组合。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期，房地产积累的财富扮演了重要的抵押品角色。随着中国经济全面向创新型经济转型，支撑金融发展的抵押品也要升级换代，其种类和内涵也要拓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大批不断涌现的硬核科技和创新型企业的未来现金流作为抵押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2024年，美国科技“七姐妹”，包括Meta、苹果、亚马逊、谷歌、微软、特斯拉和英伟达，推动美国屡创新高，其市值已占全美市值的25%，显示出资本市场在支持科创企业发展方面强大的驱动作用。

　　去年以来，证监会发布一系列政策，包括新“国九条”和18项政策举措，突出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增添了新功能。

　　上观新闻：新征程上，上海强调牢牢把握建设“五个中心”加速机遇。就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而言，“加速”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阮青：个人理解，讲“加速”，很重要的一点是呼应和落实习总对上海提出的加快“五个中心”建设重要使命，体现“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具体有几层含义：

　　第一，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能级要加速。如果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上海“一个龙头、三个中心”战略定位算起，到2050年“五个中心”全面建成，现在已进入“下半场”。这一阶段，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不仅是简单的总量提升，更要提升服务长三角区域发展、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其中，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像一场马拉松赛跑，是上海的不懈追求。在此过程中，我们要紧盯目标，保持耐心和耐力，也要灵活应变，合理调整速度和步幅，关键是要始终准确理解和把握国家意图，服务国家战略、国家利益、，在改革开放大局中把建设相关任务和事情做好。

　　第二，金融服务赋能科技创新要加速。“五个中心”构成一个整体。进入“下半场”，要加强功能耦合和放大。当时在研究“五个中心”的关系时，我们总结了这样几句话：科创中心是引领，金融中心是核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是两翼，最后通过经济中心来全面呈现。新形势下，尤其应进一步拉近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的距离，“为创新之火添利益之油”，注重“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这也是建设金融强国和强大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发力点。

　　第三，服务实体经济步伐要加速。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归根结底是要服务实体经济、服务高质量发展，防止“脱实向虚”，构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防火墙”。

　　第四，在开放和改革创新上要加速。上海建设“五个中心”进入关键期，也来到更需要创新突破的前沿地带。要进一步释放内在驱动力，坚持向改革开放要动力、向创新创业要活力、向特色优势要竞争力。在国家顶层设计指引下，特别需要激发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和各类企业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不断夯基垒台。

　　上观新闻：开放是上海的最大优势。在不确定性有所抬头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应当如何更积极地推动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

　　阮青：新形势下，按照国家部署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和市场化改革，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可以大有所为的。对于这一点，我们要充满信心。

　　我们知道，外资金融机构及其财富管理中心很多集中在上海，这是上海的优势所在。前些天，市政府召开外资金融机构座谈会，研究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关工作。与会发言的外资金融机构负责人普遍认为，上海在深化金融业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境、完善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管理等方面的系列举措取得积极进展，外资对中国市场的预期和信心明显提升。

　　只要我们坚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坚定不移实施开放战略，使各类外资金融机构在华获得更好更大的发展，就一定能够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当然，也希望外资金融机构更多更深入地参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实现业务稳健快速发展的同时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上观新闻：在网络上，“上海、北京与深圳，谁是中国未来真正的金融中心”引发不少讨论。您怎么看？

　　阮青：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量，显然不会只有一个金融中心。北京是国家金融管理中心，深圳提出加快建设深圳国际财富管理中心，成都、重庆提出成为国家内陆金融中心，北京和杭州还提出要成为全球有影响力的金融科技中心。当然，还有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建设金融强国好比一个“大木桶”，上海、香港和各个城市各有侧重、各有所长，大家要贡献长板、拉长长板，从而可以“盛更多水”，一起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出更大的力。

　　其中，上海有自己独特且不可替代的特色和长处。金融中心的建设与发展，说到底有赖于各类金融发挥配置资源功能，包括融资和投资功能、保险功能和信息生产功能。2024年，上海金融市场成交总额达3650.3万亿元，增长8.2%，规模持续扩大。同时，金融市场在上海的集聚度颇高。在国家大力支持下，经过多年努力，上海形成了集股票、债券、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黄金、保险、票据、信托等在内门类齐全的金融市场澳门威尼克斯人，还汇集了众多金融产品登记、托管、结算等金融基础设施。过去一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功能持续提升，上海国际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海区域中心成立，各类持牌金融机构达1782家。尽管一些央企、大型银行的总部不在上海，但都乐于把它们的管理中心、业务创新中心等放在上海。因为这样做更靠近市场，便于及时作出专业反应。

　　阮青：这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我就听到有人说，上海可能像伦敦、像纽约，但应该不会像迪拜、像新加坡。因为后者以离岸业务为主，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特点恰恰是以在岸金融业务带动离岸业务。

　　经过多年实践和观察，我感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没有现成的模板。上海就是上海，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在2020年基本建成的起点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应进一步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契合、与国家金融强国战略相配套、与国家经济实力相适应，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

　　贯穿始终的一点是，把落实国家战略、实现国家利益、维护置于首位，着力把开放优势，把市场优势和人才、管理的优势发挥好，实施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积极开发金融市场和产品，加强现代金融机构和金融设施建设，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助力中国金融由大变强。

　　阮青：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既要靠国家监管部门部署和发力，也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必答题。

　　以发展普惠金融为例，融资难、融资贵是长久以来制约中小微企业发展的世界性难题。国际上，有一个概念叫“麦克米伦缺口”。这是20世纪30年代英国议员麦克米伦领导的金融产业委员会在对英国金融业、工商业调研后提出来的，特指中小微企业发展普遍存在资金需求与银行供给之间的资金缺口。

　　世界银行在2018年专门发过报告，首次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评估了全球128个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微企业所面临的“信贷配给不足”问题。研究显示，发展中国家中受信贷约束的中小微企业达6520万家，占全球1.02亿家中小微企业的46%。世界银行还进一步估算，中国中小微企业融资潜在需求为4.4万亿美元，融资供给为2.5万亿美元，缺口为1.9万亿美元，有43.2%的潜在融资需求没有被满足。这一比例高于马来西亚（23.4%）和泰国（26.5%）。如果以融资缺口总额占GDP比重来衡量，发达国家融资约束一般在10%以下，中国则高达17%。

　　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显然需要更有效地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让它们长得更快、活得更长更好。要持续完善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政策体系，重点举措包括建设有效征信系统、动产抵押制度和登记系统，实行有效的破产制度。

　　上观新闻：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上海普惠小微余额预计达到1.3万亿元，同比增长15%。根据工信部评估，上海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指标，已经连续4年排名全国第一。大数据、区块链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及其应用，是不是为破解信贷配给不足问题提供了新手段、新工具？

　　阮青：在数智化时代，建设有效征信系统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个重要工程。它的基础性任务是解决好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海量数据的归集、处理和共享问题澳门威尼克斯人。

　　前几年，我们曾做过调研发现，小微企业的很多数据是“非标准化”的，不仅难以获得，而且成本高。相对而言，大企业有较为完整的组织和人手，财务数据相对规范齐备。而一些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财务信息不充分、不透明，缺乏固定资产、房产土地等担保物和抵押物，70%以上的资产为应收账款、存货、机器设备等动产，银行往往需要花费高昂的成本对其信用信息数据进行风险研判。同时，小微企业通常与企业主的个人活动联系在一起，很多信息如水电煤、社保乃至婚姻稳定性、涉诉等信息都会影响小微企业获取金融服务的成效。

　　收集、处理小微企业的信息成本与小额所创造的收益，二者之间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规模不经济”问题，使得金融机构缺乏为小微企业的内在动力。这样的情形下澳门威尼克斯人，要有效解决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数据的归集问题，就需要政府出面搭建平台。在长三角一些地方已经有很多试验，如台州、杭州、苏州等模式。有的地方是依托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有的地方是专门组建地方国有征信公司，实践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从长三角范围来讲，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不妨先行搭建跨区域信用信息数据平台，对源自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和按需分发，为银行对企业信用画像提供更丰富、更精准的数据。通过释放数据红利为企业增信，进而推动提升银行对中小微企业信贷服务的效率。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开放性、跨区域、专业化的信用数据平台也是一种新型金融基础设施，可以惠及广大中小微企业，降低金融机构获取信息的成本，改善区域营商环境。这种基于区域一体化的信用信息数据平台和数据交换共享机制，值得在总结各地经验基础上予以整体推进。